呦呦鹿鳴|甘柴劣火

既然已經看到了這里或那里冒出來的煙,他就決心找到火。——福克(檢察官、美國“鍍金時代”)

2016年1月7日15時40分許,甘肅武威市浙江大廈進行消防演練,不料,點火后處置不當,弄假成真,演習變成火災。

20分鐘后,駐武威的《蘭州晨報》新聞調查部記者張永生,從火災現場1.1公里之外家里出發。

縱然濃煙滾滾,火勢兇猛,也不會有人想到:這場小小的火災引發的“震蕩波”,將震動全國,持續經年。42歲的張永生,成為新的導火索。

首先是報社領導驚詫莫名:張永生在采訪途中失聯了。次日夜晚,家屬接到通知:到刑警隊來,把車開走。1月9日下午,警方通知:張永生涉嫌嫖娼,行政拘留5天。

事情的發展,越發蹊蹺:《蘭州晚報》和《西部商報》駐武威的兩名記者,也失聯了。

《拘留通知書》細節描述詳細:1月7日17時許,刑偵一大隊民警在執勤巡邏時,于“西津洗浴廣場”307房查獲實施賣淫嫖娼的違法行為人張永生。

這個時間點,距離火災發生1個半小時。

張永生是在哪里被抓的?張永生對辯護律師說:自己是在西關大街上被抓的;警方通報說:張永生在洗浴城涉嫌嫖娼被抓;武威宣傳部門向省里匯報說:張永生是警方在辦案過程中發現違法線索被抓的,主要違法事實是借輿論監督之名敲詐勒索。

1月14日,家屬去拘留所接人,得到新的通知:張永生涉嫌敲詐勒索,刑事拘留。

雖然名目從嫖娼變更為敲詐勒索,但是,這一切都合乎規程。1月18日,武威市公安局公開通報:《蘭州晨報》張永生、《蘭州晚報》記者雒某某、《西部商報》記者張某某涉嫌敲詐勒索罪,刑事拘留。

1月25日,張永生被涼州區檢察院批捕。這一天早上,刑警遞交了一份張永生親筆書寫的更換律師申請給張的妻子,但張妻注意到:申請書中一關鍵位置上藏了一個字樣——“VX”。這是一個只有最親近的人才能讀懂的暗示:“我是違心的”。因為,在此之前,張永生也曾在一份非常重要的筆錄上留下了同樣暗示。

雖然程序不允許,但辦案民警主動安排了張妻到看守所會見丈夫。鐵窗之內,夫妻相見。

張永生:不要在媒體、微博、微信再發一個字的新聞,他們整人的辦法多得很,我快受不了了。

妻子:律師合同已經簽了,也交了錢,再說家里也沒錢了,現在你要換律師,我怎么辦?

張永生:不換就不換了吧。

妻子走出會見室,隨行辦案民警并沒有一同出來,她只聽到呵責聲。隨后,一名民警追出來:“你回來,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妻子返回會見室,只見丈夫垂頭坐在一旁:“律師換了就換了吧。”

1月27日晚間,涼州網(甘肅武威涼州區政府官方網站)發布消息:張永生被執行逮捕,《蘭州晚報》記者雒某某、《西部商報》記者張某某取保候審。

三人之中,張永生仍未得自由。此時,已經是臘月十八,大年夜越來越近了。

次日深夜,忍無可忍的《蘭州晨報》決定維護記者的尊嚴,拿起自己的最重要的武器——文章,深夜發出《致武威市涼州區委政法委的一封公開信》。此時,距離事件發生已經過去了20天,他們肯定已經用盡了體制內所有渠道。《公開信》絕對是下下策,這意味著一家在省內政治地位一般的都市類報紙與武威一個強力機構撕破臉,讓一直在幕后報道新聞的新聞機構成為了新聞主角:

在火災發生的1月7日早上,張永生在和同事曹勇聊天記錄中,不止一次感嘆:自己被“武威公安盯上了”、“恨不得把我趕出武威”。

張永生曾接到涼州區公安局主要負責人要求不要刊發稿件的電話,遭到拒絕之后,該負責人說:小伙子,你是武威人,你這樣做,你等著。曾經威脅過張永生的,有市、區、鄉(鎮)三級領導干部,遠不止一個單位,一個干部。

報社認為,張永生遭遇了“釣魚執法”,“建議”涼州區公安局應當主動回避,并公布案情。報社《公開信》一出,網友大嘩。

“釣魚執法”(entrapment)是一個來自英美法系的專門概念,又譯為執法圈套。它之所以廣泛進入各國法律,特別是歐美法律,是因為各國行政人員已將其運用得爐火純青。

有好事者去現場探訪,發現,張永生被抓幾天后,西津洗浴廣場也被關閉了。他們的老板大概不會想到,遠處浙江大廈的一場演習,竟扣下了讓自己關門的扳機。

文章的主題是揭露無恥行為……那就意味著這樣一個信念:有一種自尊需要觸動,有一種恥辱需要清除。——斯蒂芬斯

兔死狐悲。張永生飄搖的命運,觸發了同行的回憶。

湖北《長江商報》記者熊子熙說,2015年初,新華社報道榮華工貿向騰格里沙漠排污后,他跟著新華社的報道線索前往武威,被限制人身自由6小時,被迫刪除所有手機、相機資料,宣傳部長現場撕掉采訪筆錄,并勒令警察:“把這人送上高速,武威不歡迎他。”

一些網友找到了柴靜《看見》一書中的段落:作者以央視記者身份去武威時,“我們剛坐下,大門咣一響,來了五六個當地大漢,不說是誰,要趕我們走。”

武威,營造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感覺。

新聞界憂心忡忡,一家報社的評論員發出哀鳴:“記者如果正常履職都要被追究的話,這個行業就徹底完蛋了。”

輿論不斷發酵,終于驚動了省里。2月5日的新聞媒體新春座談會上,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不點名批評了“武威抓捕三名記者”,要求全省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真正敬重新聞監督。王三運說,在解決突出問題的過程中,媒體監督發揮著重要的督促和推進作用,一些所謂的“負面報道”恰恰是在幫助改進工作、是正能量,有利于鞭策審視自己,糾正錯誤。

省委書記這番話,通過《中國青年報》報道出來后,“新聞工作者”們終于松了一口氣。第二天,2月6日,甘肅省檢察院發布通報:證據不足,撤銷對張永生(因嫖娼)行政拘留出發決定,啟動國家行政賠償程序,對執法過錯責任人員停止執行職務,追究執法過錯責任。但,檢方同時認為:自2009年起,七年以來,張永生敲詐勒索人民幣5000元,“犯罪事實清楚”。

可以總結為:抓錯了,查對了,5000塊。

張永生在這一天獲取保候審,得以在除夕夜與家人團圓,并一起度過他2月10日的生日。他還獲得了1098元國家賠償。

一個消息說,所謂5000元,是歷年相關單位逢年過節的禮品折算。

經歷過里面那一切的人會知道,外面平淡無奇的,甚至帶有灰霾污染的空氣,是多么新鮮;經歷過里面那一切的人會知道,可以選擇任何時間上廁所、洗澡,選擇用任何一種姿勢睡覺,是多么奢侈的幸福,遠勝任何酒店的總統套房。

恍如隔世。卻只是被羈押一個月而已。

很快就來到是年3月的“兩會”,甘肅代表團開放日,在一個多小時的提問環節中,多名記者多次大聲呼喊能否回應“武威抓記者事件”,但并未得到話筒。在見面會快結束時,《新京報》記者涂重航大聲喊道:“王書記,我想問下甘肅記者被抓您怎么看?您怎么看待輿論的監督?”但是,省委書記王三運沒有正面回應,聽到主持人說“時間到了”,如釋重負,快步離開了會場。在記者高聲提問時,周圍媒體席騷動起來,很多記者過來給他拍照、錄音,但代表團也沒有對此作出反應。就此,網絡媒體發布了一條現場消息:《甘肅團開放日記者三問武威抓記者事件未獲回應》。

這種打破常規的提問操作并不意外。相比于其他文化人群體,記者們多了一些“江湖氣息”,概因他們作為國家游走的監督力量,長年行走在危險境地,挖掘事實多于寫作描寫,沒有朋友守望相助,甚至兩肋插刀,很難堅持下來。在某種惺惺相惜之下,一個地級市的領導,可以讓一個人閉嘴,但不能讓所有人都閉上嘴。何況,這是在北京。

網友感嘆:如坐針氈王三運,咄咄逼人涂重航。情義總在人間。

王書記的表現,與那次兩會的整體氣氛,頗為不符。當年兩會開幕之初,中紀委刊發文章,直接引用了最高領導人講話:“一些領導干部因違紀違法受到處罰,幾乎都談到班子內部監督不夠,說沒人提醒我,如果當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這么大的罪。小問題沒人提醒,大問題無人批評,以致釀成大錯,正所謂‘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啊!”

與之相應,政協新聞發言人王國慶明確表示:“越是敏感問題,越要想辦法說清楚。”“記者提問不是‘挑釁’而是挑戰。”

隨后,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自揭家丑,黑龍江省省長陸昊回應天價魚事件,遼寧省委書記李希回應前任王珉被處理一事,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回應海南宰客現象。這些表現,贏得了會場內外的好評。

但是,王三運,一個主政一方的大員,在全國注意力最為集中的時節,坐在媒體開放日最重要位置上接受提問,對于轄區最熱點的事件,竟似毫無準備。

說他缺乏政治嗅覺,恐怕是低估了一個高級領導干部的感知力、判斷力。他的異常表現,需要結合一年后發生的事情才能看得更清楚。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司馬遷《史記》

嚴格來說,王三運只是被卷入了“抓記者事件”。張永生并未得罪王三運,他得罪的是火榮貴,時任武威市委書記。

火書記的脾氣,比他的姓還要火爆,對下屬動輒拳打腳踢。財新網記者王和巖,江湖人稱“三姐”,后來報道了一些細節:

一次,火榮貴和幾名下屬乘電梯,電梯門開后,有位市委秘書長想先出去用手攔著電梯門,火榮貴以為他竟敢先走,抬腿就是一腳,將秘書長踹飛在地,“頓時滿嘴血,兩顆門牙都被磕掉了”。

一次,火榮貴出席武威市涼州區的某項目開工儀式,火榮貴鏟土奠基中,鐵鍬突然從把上脫落,火榮貴頓時火冒三丈,立刻“手持鐵鍬把追打起區干部”。

一次,他嫌某副市長工作沒有搞好,揮拳就打。

這種風格,倒是符合武威二字的字面意思,卻與漢代那種發自根底的自信相差萬里,更不用說現代文明的規則了。驕于下而媚于上,在”李蓮英式”風氣的裹挾下,當時,在火書記治下的武威,即使正直的人也很難獨善其身,因為堅持自我幾乎毫無出路。

火榮貴由甘肅省政府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任上調任武威后,對張永生這樣經常做監督報道“堅持自我”的記者非常惱火,責令宣傳部擺平。宣傳部先是告誡張永生不要寫,張永生不聽,隨后,又對《蘭州晨報》提出調走張永生,報社不聽。2015年,武威新聞出版局說這個記者站是非法機構,要查封。張永生拿出文件與之爭辯,一年后,《蘭州晨報》記者站并入《甘肅日報》記者站,以此續命。

2018年7月13日,甘肅廉政網發布消息,火榮貴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調查。次日,關于當年抓捕張永生的細節,才通過王和巖的報道得以披露于世:

針對張永生的《舉報信》及抓捕行動,完全是武威宣傳部門、警方自編自導自演。武威市涼州區宣傳部一個干部寫了舉報信,交給武威市公安局涼州分局;分局主要領導親自改寫《舉報信》后,讓部下到武威市東大街郵政所,郵寄至武威市公安局;武威市公安局批轉給涼州分局。此時,改寫過《舉報信》的分局主要領導拿著《舉報信》對部下說:查。

我們的國家與報業休戚相關,升沉與共。報業必須具有能力,大公無私,訓練有素,深知公理并有維護公理的勇氣,才能保障社會道德。——普利策

經此一役,甘肅省三家都市報駐武威記者折戟武威,悉數被取保候審。在輿論場中,來自武威的日常新聞大為減少,出現了一個“空窗期”。

比如,在火災發生十天后,2016年1月17日,武威市民政局副局長馬生智在武威市政府大樓跳樓身亡,沒有甘肅和武威媒體進行采訪報道,有關部門也沒有主動發布。來自外省的媒體在2月2日披露后,武威市政府才主動通過新華社等媒體發布了情況通報:馬“長期患病、厭世自殺”。

武威仍然是有省級媒體駐地記者的,比如生于1952年的“馬三爺”。

“馬三爺”是江湖稱呼,大名馬順龍,《甘肅日報》武威記者站站長。馬順龍1984年到任,一直干,干成了《甘肅日報》史上駐站最長的駐站記者,干成了一個“傳奇”。

“三姐”王和巖在財新網的報道中提供了“馬三爺”如下細節:2012年7月,馬順龍到齡退休,報社正式發文,下派新記者到武威駐站。然而,新記者到后,馬順龍不騰辦公室,新記者被晾在一邊,走也不是留也不是,非常尷尬。更有消息說,武威官方也發函稱只接受馬順龍駐站。此事在甘肅媒體圈廣為流傳,《甘肅日報》派駐的新記者被戲稱為“流亡政府”,最終只得被派往別處駐站。

王和巖記者在新聞一線,媒體圈一些人稱之為“三姐”

馬順龍記者之所以稱為馬三爺,是因為“書記老大,市長老二,他老三”。

來自《決策》等媒體報道也說,多年經營之后,馬順龍在武威的地位比一般市局、委一把手地位還高,并給同行留下這樣的觀感:“他從來把自己當作官員而不是記者。”武威市一些會議,馬順龍來了就會和領導坐在主席臺。

直到,火書記來了。

馬順龍的車在市委大院沒有按規定停靠,新官上任的火書記非常惱火,抄起磚頭砸將過去。馬順龍發現車被砸,和書記大吵一架。之后一段時間,武威市委市政府開大會,馬順龍改坐記者席。

后來,也不知道馬順龍采取了什么辦法,但至少包括在報紙上不遺余力地吹捧,火書記和馬順龍竟化敵為友,打得火熱,檢查工作不帶秘書帶馬順龍,市委市政府開會時,馬順龍又坐回主席臺。

簡直是一段不打不相識的“佳話”。有心人發現:“馬順龍原來一直抽軟中華,書記來了后,馬順龍改抽印象云煙了,因為書記抽印象云煙。”

2017年4月,馬順龍被查辦,據傳,被查出資產近億元,其中現金1800多萬元。有關部門確認馬順龍的主要問題有三:其一,插手武威人事安排;第二,長期違規開辦個人實體公司,操縱輿情;第三,有償新聞。

這樣歷經33年的傳奇存在,已然有“教父”的些許影子。

就目前公開信息而言,馬三爺是全國最富有的駐站記者。有武威媒體人表示,張永生出事后,馬順龍曾經發朋友圈,稱贊武威官方敢于亮劍。

大奸似忠,大偽似真,世間巧人,每每如此。

我的這本小冊子,記錄恥辱,也記錄自尊,既是不光彩的自供,也是榮譽的宣言……——斯蒂芬斯《城市的恥辱》

十八大后,多位省委書記落馬。其中之一,便是在2016年兩會上表現尷尬的甘肅省省委書記王三運。

2017年7月11日,中紀委發布消息,王三運接受組織審查。其時,王三運已離開省委書記崗位,在十二屆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任上。

中央紀委電視專題片《巡視利劍》披露了王三運家族腐敗細節:“我(王三運)兒子和我兩個外甥,他們到甘肅來搞什么業務,搞什么承攬工程。我那兩個外甥,對我們家的幫助都非常大,經常給我們出錢裝修房子,還給我們在貴陽買房子,這樣實際上把這個關系就搞成一個相互利用關系了。”王三運先后擔任過貴州、四川、安徽、福建四省的省委副書記,不少在這些地區和他聯系密切的老板,在他任職甘肅省委書記后尾隨而來。

2018年10月11日,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審理了王三運受賄一案。檢方指控其在1993年至2017年,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入股銀行、工程承攬和職務晉升等事項上提供幫助,受賄6685萬余元,王三運當庭表示悔罪認罪。

恰如孔尚任在《桃花扇》給我們留下的名言:“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這位在貴州出生的高級干部嗜酒,且只喝茅臺,酒后即變身“麥霸”;愛戴名表,講話動情,愛用排比句。在甘肅,王三運提出三大示范區——甘肅建設華夏文明示范區、河西走廊生態文明示范區,以及以蘭州新區為核心的商務示范區。這三大示范區,除蘭州新區是在前任省委書記任內立項,其他兩個都是王三運提出的。

甘肅的河西走廊,是蜂腰地形,有積雪的祁連山一線蔓延,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所涵養的水源,是500多萬百姓賴以生存的生命線,但違規開發活動觸目驚心,不少違規審批、未批先建,局部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由此可見,王三運所提的河西走廊生態文明示范區,只是表面文章。

2014年到2016年,最高領導人對祁連山生態保護問題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然而王三運只以形式主義相應對。中央對祁連山生態破壞處理通告是這樣說的:“雖然有體制、機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但根子上還是甘肅省及有關市縣思想認識有偏差,不作為、不擔當、不碰硬,對黨中央決策部署沒有真正抓好落實。”

《巡視利劍》批判說:王三運“自身有貪腐問題,在工作中必然不敢去動真碰硬,導致中央一些重大決策部署在甘肅得不到落實,造成嚴重后果”。中央的調查說,王三運嚴重污染甘肅省政治生態,嚴重損害黨的事業和形象,必須嚴肅處理。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2017年7月21日的《人民日報》頭版上,有一個罕見的破例:左邊是一篇是《中辦國辦就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發出通報》,右邊評論員文章《扛起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責任》。一般來說,人民日報的頭版都是各地發展的經驗總結、“正面報道”,但這次甘肅卻被中辦和國辦聯合發文公開通報批評,加上黨報評論員,如同兩塊示眾的警示牌。

被《通報》點名的甘肅各部門計有:甘肅省委省政府、省安監局、省國土廳、省發展改革委、省環保廳、省政府法制辦、省林業廳、省水利廳、省能源局、祁連山保護區管理局、張掖市委市政府、張掖市肅南縣、武威市天祝縣、甘肅電力投資集團等,涉及黨口、政府口、企業等16家機關單位。

“在一個祁連山的生態問題上,多個部門都沒有守住自己的責任和底線,讓惡政一路綠燈。官場怠惰如此,實堪痛心……”人民日報旗下的新媒體賬號《俠客島》,并將甘肅官場暴露的毛病總結為六個字:拖、瞞、推、騙、怠、懶,最后是“無法無天”。“甘肅的官場生態出了大問題!各級干部不妨把這份《通報》高懸案頭,做一個當代的《官戒》。”

直到2018年4月,《俠客島》仍在質問:“甘肅官場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領導也有糊涂的時候,領導糊涂的時候,群眾是清楚的。——范長江《記者工作隨想》1961年

甘肅,是呦呦鹿鳴的鹿鳴君常去的地方。鹿鳴君曾經花費一個月時間,完全在戶外,與一眾朋友徒步河西走廊,接觸沿線群眾,品嘗沿途無數種有名無名的各類面食。與其說,居住在這片土地底層人民,保留著一種少有的淳樸,不如說,他們一直缺乏一個好的環境,將自己的天賦發揮到極致。某種程度上,這個作為華夏文明發祥地之一的省份,甚至還沒有完全徹底擺脫清末同治陜甘回亂的陰影,文化屢屢斷層。

在蘭州城區,鹿鳴君曾注意到,有一句話被鐫刻在顯目處:“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這句來自《中庸》的話,一度被有關方面提煉為“甘肅精神”,凸顯甘肅人慣于吃苦的特質。

這句話容易讓人瞬間記住,細想,卻藏有一個缺陷:它并未解釋,一個人,特別是一個官員,到底為了什么而“十之”、“百之”?

我們也不免疑惑:為什么聰明的甘肅人,在一個歷史悠久、資源豐富的省份如此吃苦耐勞,卻不富裕,甚至在西部還落后了呢?

這方面,“十年砍柴”的意見值得參考,鹿鳴君注意到:在一篇已經消失卻令人印象深刻的網絡文章中,這位將甘肅視為第二故鄉的文史作家,對今日甘肅表達了由衷痛心和著急:

“情何以堪呀,這四十年兄弟省份都在大步向前,而甘肅呢,幾乎是在原地踏步踏。”

在改革開放最開始的1978年,甘肅還不算太落后,GDP超過了內蒙、貴州,和福建、云南差不多。而當時的人口,甘肅是1870萬,福建是2453萬,云南3092萬,貴州2686萬,內蒙古1823萬。到了2014年,不要說和福建比,在整個西部,經濟總量僅僅強于人口遠少于自己的青海、寧夏、海南、西藏,連續五年平均增長率為全國倒數第一。

甘肅資源豐富,今天甘肅的落后主要原因,不是自然條件,那是為什么呢?

作為觀察者,十年砍柴認為,1978年及此前的計劃經濟時代,甘肅之所以發展相對還不錯,還是人的因素起最重要的作用。“一五”時期重點項目的建設,構筑了甘肅現代工業的基本框架,全國各地的優秀人才涌向甘肅,蘭州一躍成為中國西北工業重鎮。東部、中部來的人才遍布甘肅各大廠礦、院校、醫院、科研文化單位和行政部門,使甘肅的政治生態和文化生態有了相當大的改觀。“胡、溫二位從清華、北京地質學院畢業后同年來到甘肅,在此度過人生最美好的年華,然后進京,直到高位。這兩人的經歷就是經典的事例。”

1974年,一位著名的地質勘查員在甘肅肅南縣紅山林場編寫《1∶20萬祁連山幅區域地質調查報告》時留影。

這幾十年來,孔雀東南飛,但甘肅人才流失尤其突出,云南、貴州、新疆為什么超過了甘肅?一大原因是這二十年來甘肅干部隊伍的本土化現象嚴重、“逆淘汰”效益凸顯。蘭州大學畢業的十年砍柴說:“從蘭州大學校區折騰來折騰去最后搬到兔子不拉屎的榆中縣鄉村就可以看出,甘肅官員的眼中,有沒有一所全國知名大學,似乎意義不大。”

還是回到人本身,“甘肅精神”所缺失的那個點:為了什么,去“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

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普利策

很多事情,只有放在歷史的維度,才會更加清晰。

在1988年4月1日的《中國青年報》頭版上,鹿鳴君找到這樣一篇報道《武威地市領導壓制新聞批評大發武威》,作者是馬季元、孫凱、馬應珊。

這篇報道講的,是另一個媒體與武威市領導的沖突故事:武威市一屆人大五次會議一個基層代表座談會上,代表們就農業生產、水利設施、糧食定購、農用物資、物價、教育、市政建設、干部作風等問題,反映了基層的情況,提出了批評意見。

《武威報》記者,將座談會發言整理為《人民代表的心里話》,經有關部門負責人閱后見報。不料,武威市市長柳宏克看到報紙后大為惱火,地委書記楊作林與其他幾位地委領導就這篇文章提出了六條看法和五條建議,認為“報社處理方式不對”,“對領導作風的指責不準確、打擊面太大”等等。地委決定:扣發尚未發出的報紙,已發出的全部收回。

報社奉命派出8名記者,兩人一組,沿武威市東西南北四條大街挨門收報。參加收報的一位記者說:“我跑了一整天,去了幾十個單位,接觸了上百人,都說這篇報道說的是實話,是人民的心里話。”有訂戶說:你們說清楚,這張報錯在哪里?說出了,就拿走。

8名記者奔波一天,只收回了110份報紙。還有人挖苦說:‘武威報辦了三年,就出來這么一期說實話的好報,你再收掉,還辦啥哩?’”事后,武威市滿城風雨,人們爭相傳閱未被收走的報紙。

3月19日,訂戶們收到重印的16日報紙,一條一般性的會議消息代替了原來的座談紀要,上面還刊出一條啟事,要求讀者“自行銷毀前一張報紙”。

在當時的甘肅環境下,《中國青年報》做出這個報道,并不容易。據一年多后的1989年8月期刊《新聞研究資料》記載,當時,甘肅日報、新華社甘肅分社也都了解這一線索。新華社甘肅分社的記者采訪后,將報道發到總社,值班編輯不同意發稿,還同甘肅分社負責人爭執起來,認為:“地委有權收報紙”。

只有《中國青年報》拍案而起。

報道引起時任甘肅省委書記的李子奇重視,1988年4月4日下午,甘肅省委召開書記辦公會議,武威地委書記楊作林匯報并檢討。李子奇嚴肅地批評了楊作林:在改革開放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今天,在全國人大會召開期間,發生這樣的事件,性質是嚴重的,希望武威地委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全省各級黨委以此為戒。

4月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武威地委書記感謝本報批評》。最終,這組報道獲得1988年全國好新聞評選一等獎。

可惜,幾十年過去了,當時報道的記者已經紛紛退休,在如何面對新聞媒體方面,武威似乎無視前車之鑒,武威發得越來越狠。

真正的老兵,血不會冷。——2019.01.10

2018年7月13日,甘肅廉政網發布消息,火榮貴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調查。2019年1月10日,甘肅省紀委監委消息:火榮貴雙開。

在405字的通告定性中,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這兩點:“權力觀、政績觀、道德觀嚴重扭曲,心無戒懼,蔑視紀律紅線,膽大妄為;蠻橫霸道,把主政地方視為私人領地和獨立王國。”

曾經滿懷新聞理想的《蘭州晨報》記者張永生,在獲釋之后,再也沒有從事新聞工作。被抓事件一年之后,《上游新聞》記者去訪問了他,注意到他煙癮變得比以前大,每天經常悶在家抽一包煙,很少出門,走在路上會不時回頭注意身后是否有人,和熟人談話時會主動關閉手機。

44歲的張永生是武威當地人,父母至今居住在鄉下,兩個弟弟在武威城里打工,家境都一般。張永生在家里文憑最高,上過大學,在城里買了房,是一家的驕傲。

至少從公開信息看,無論是火榮貴,還是王三運,他們的下臺,都與張永生記者被抓并無關聯。在倆人合計接近一千字的“紀委經查明”描述中,并無一字與其有關。

他們的命運曾經發生交集,縱使一度如火星撞地球般激烈,終歸屬于兩個世界。

就在火榮貴被雙開的同一天,《中國青年報》記者劉萬永在微信朋友圈中寫了一段話:“說著說著哭了;說著說著笑了;一生中能有幾個這樣的夜晚,一生中能有幾次不想說再見,謝謝你們,我愛你們。”這段話,并未明言,但已經是一個私人宣布:即將離開已工作二十年的《中國青年報》。

劉萬永曾經是十八大代表,據我所知,是唯一一個以一線調查記者的身份入選的代表,因此,江湖人稱“劉代表”,亦有“藏獒記者”之名,其代表作包括《一個退休高官的生意經》《公安局政委女兒冒名頂替上大學》等。“劉代表”的離開,在新聞界帶來一片唏噓。

1988年,是《中國青年報》寫出《武威地市領導壓制新聞批評大發武威》報道,其時,“馬三爺”這樣的記者已經在武威擔任站長4年;

2016年,是《中國青年報》報道了省委書記王三運對武威抓記者事件的表態,其時,“馬三爺”這樣的記者已經在武威擔任站長33年。

而今,在同一天,“劉代表”和“火書記”,一個主動,一個被動,宣布離場。與其說,這是一種巧合,不如說,這是時代命運的注腳。

只是,故事當然遠遠還沒有結束。

從南北戰爭結束到20世紀初,是美國歷史上的“鍍金時代”。工業高度發展,財富快速累積,一派繁榮下也積累了諸多問題,比如,錢權交易、假冒偽劣,官商勾結,政治成了生意。此時,一批記者和媒體適時崛起,掀起長達十年的“扒糞運動”,讓當時的人們看到美國繁榮背后的不堪一擊,于是,各方助力,推進了一系列變革,使得政府改進了運作機制和方式,將大型企業置于公共控制之下,美國歷史上的“進步時代”,由此誕生。

那些監督報道,記錄恥辱,也記錄自尊,既是不光彩的自供,也終于成為榮譽與進步的宣言。那些扒糞者,剛開始被美國民眾譏諷,被美國政府打壓,最后,幾乎所有人都同意:鍛造“進步時代”的他們,恰是真正的愛國者。

一個國家的進步,從來不是靠自我吹捧,而是靠時刻自我批評與反省,以及一些人的犧牲。

歷史不允許如果,但甘省之外的觀察者還是不免惋惜:

如果在1988年,甘肅省就能真正吸取“武威收報事件”教訓,形成共識:鼓勵《中國青年報》式記者站,而不是縱容馬三爺式記者站。那么,到2016年,恐怕就很難出現“武威抓捕三記者”事件。

如果張永生這類記者可以有一個鼓勵說真話的輿論場作為土壤,那么,動輒拳打腳踢的火書記們、各種荒唐走板的王書記們,將不至于那么胡作非為,甘省官場不至于“逆淘汰”,甘省人才也可以在西部保持一戰之力。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銅像基座上,刻著普利策先生最重要的一句話:“我們的國家與報業休戚相關,升沉與共。報業必須具有能力,大公無私,訓練有素,深知公理并有維護公理的勇氣,才能保障社會道德。”

在2019年的年初,以北京的《法制晚報》《北京晨報》等為代表,中國大陸有數十家報紙休刊關門,但是,與此同時,也有一批新的媒體正在誕生。她們的成長,正是與這個國家休戚相關、升沉與共。

在“劉代表”的那條辭職朋友圈,鹿鳴君留下了一句話:“代表是真正的老兵,血不會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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