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哥遇刺,精神病人出來混就不用還了嗎?

一個樸實無華且枯燥的周末,卻被華哥遇刺的消息刷了屏。

根據中山市公安局火炬開發分局通報,7月20日上午10時許,香港藝人任達華在參加商業活動時被一名身份待查的男子刺傷,嫌疑人被當場制服,傷者已被送往醫院救治,無生命危險。

從警情上來看,事態并不嚴重,事發過程有全程錄像,行兇者羈押在案,必然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但華哥被捅,在“道上”的兄弟們看起來,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80、90后的人們有兩處熱血澎湃的江湖,其一是金庸老前輩創下的武俠江湖,其二就是港片開啟的古惑仔江湖。華哥在古惑仔里雖不是特別搶戲,但在港片里發光放熱,塑造的形象還是非常硬核的。

華哥何許人也?是連扇黃秋生三個耳光、質問“誰給你飯吃”的大飛;是在責問“誰讓你抽煙”的警察面前把香煙滅掉,再從容地點上一根的連浩東;也是提醒人們與華哥野外釣魚要注意生命安全的阿樂……

華哥遇刺后,一眾港星發聲要求嚴懲兇手,這倒是平淡無奇。同在一個圈子,不少關系還相當不錯,出于關心說幾句話,也沒啥看點。但接下來卻爆出消息稱嫌疑人可能是“精神病人”,這下可把吃瓜群眾惹火了。

“精神病就肆意妄為了?”(阿童木)

“請國家高度重視精神病”(IFreeWalker)

“精神病更應該加重判刑,多坐幾年牢,免得爬出來害人”(獻世)

“只要精神病走遍天下都不怕”(北方的云_NB)

這么火大也是有原因的,這次遇刺的是經常出演黑道頭目的公眾人物,聯想到江湖上的快意恩仇,一向是遇佛殺佛,沒想到遇到精神病還是只能自認倒霉。

當然,也不全是因為華哥的熒幕形象,在以前已經有多起惡性案件,因為犯罪人是精神病人或者有精神障礙就獲得比較輕的刑罰,最近的一起就是訪問學者章瑩穎被害案,被告患有精神障礙,最終陪審團未就死刑達成一致。

不合理,這太虧了,很多人都這么想。

確實很虧,但總不能扛著AK去報仇吧?或者像張扣扣那樣?最高法院說了,不允許!否則國家的法治秩序就會蕩然無存,人們也會回到同態復仇的野蠻時代。在野蠻時代,強權即是正義,老弱病殘、白面書生只有挨打的份,哪里有啥正義可言。所以,從大局來看,尊重法律才是不二之選。

尊重法律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要接受這樣的觀點:在法律上, 精神疾病確實可能影響到犯罪人最終是否承擔責任,以及承擔多少責任。

這個觀點的法律依據是《刑法》第18條: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難道精神病人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嗎?

這個問題其實相當好,好就好在這個“欲”字上。在法治健全的國度里,沒有人可以為所欲為。精神病人不承擔刑事責任,不代表他們可以為所欲為,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根本不是可“欲”的。他們自己根本無法控制自己,與天災無異。

這就引出了《刑法》第18條規定內在的法律精神:行為人只有在受其自由意志支配下而為的犯罪行為才具有可責性(blameworthy)。

為什么法律只懲處那些在自由意志決斷下的犯罪行為人呢?因為刑罰權雖是國家權力,但其發動仍需要具備合理基礎和正當性。

這種正當性的依據之一就是道義報應論。道義報應論是康德提出的,其核心在于“道德義務”,只有違反了道德義務,才能給予懲罰。同時,道德的原則又在于自律,也就是理性可以給自己頒布命令,讓自己按照普遍法則來行動。如果失去這種理性的自律,也就談不上道德義務,對其施加懲罰,就失去了道義上的正當性。

康德之后,黑格爾從另一角度論證了刑法的正當性,他有一句名言:“刑罰既包含著犯人自己的法,所以處罰他,正是尊敬他是理性的存在。如果不從犯人行為中去尋求刑罰的概念和尺度,他就得不到這種尊重。”

也就是說,犯罪人在選擇做出犯罪行為時,已經知曉自己的行為后果,這就是他的選擇。

另一方面,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認知神經科學得到空前發展,對于人類心理和行為內在的神經機制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之所以有些人無法做出合法的選擇,是因為大腦中的某個區域失常或者受到破壞。

例如,研究人員利用fMRI掃描躁狂癥患者的特定腦區,發現他們背內側額葉皮層的活動頻繁,這為躁狂癥患者難以做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現象提供了解釋;再如,精神分裂癥患者會聽到某種權威命令(甚至可能是“殺死你的鄰居”),并非所有患者都可以抵抗這種幻覺命令,而新近研究表明,這可能與腹內側前額葉和眶額皮層有關。

關于刑法與刑罰的正當性,先賢和學者們有著汗牛充棟的論著。站在這些法理甚至生理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到《刑法》第18條所規定的其實就是“刑事責任能力”,若要發動刑法去懲罰行為人,必須要求行為人具備這種“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

對于具備這種能力的行為人施加刑罰是正當的,但嚴重的精神病人不具備這種能力,懲罰這些無法控制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就將產生道德困難,這種刑罰也就失去了正當性。

所以,在法制史上,精神病辯護甚至可以溯及古希臘哲人的論述,在1500年前的《查士丁尼法典》也有相關規定。再往后就可以看到英美法系在一些極端案件中確立的規則,例如英國1843年的邁克納頓規則(M'Naghten Rule)。

以此觀之,視情況減輕或免除精神病人的刑事責任,是有著充分的正當性的,我相信這個結論也能為我國群眾所接受。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大家更關注的問題是:①精神正常的人通過非法鑒定結論“弄假成真”;②確實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對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威脅。

這兩個問題,才真正觸碰到大眾憤怒的內心。

是否可以認為,只要有一份精神病鑒定意見,出來混就可以不用還呢?世間哪有那么便宜的事。事實上,成功以精神病的抗辯理由為被告人脫罪的案例少之又少,有學者統計這種成功幾率長期不足0.01%。

無論是代表國家公訴權的檢察官,還是代理被害人家屬的律師同仁,為了履行職責也為了匡扶公義,都會把精神病鑒定作為主要攻克對象之一。在檢察官和代理律師的努力下,許多鑒定尚未到法醫手里便“胎死腹中”,重新鑒定也屢屢提出,一些刑事案件中的精神病鑒定或被推翻,或在法庭上對刑事責任影響有限,最終讓罪大惡極的被告低頭伏法。

大家也注意到了,要認定一個人是否罹患精神疾病,法院采信的證據是司法鑒定意見。于是,有個重要問題就產生了:刑法上的精神病與司法鑒定意義上的精神病可以完全等同嗎?

答案是否定的。在法律或法學領域內,對精神病是否承擔責任以及承擔多少責任的認識,主要建立在“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上(法學觀點);而司法鑒定對精神病的認識往往是從醫學角度來看待(醫學觀點)。

法學觀點和醫學觀點有什么不同呢?

在醫學上,通常將精神病定義為精神障礙,精神障礙(mental disorders)是一類具有診斷意義的精神方面的問題,特征為認知、情緒、行為等方面的改變,可伴有痛苦體驗和(或)功能損害。

精神障礙定義的外延、內涵非常寬泛,導致不少并不會對認識能力、控制能力產生突出影響的疾病也可以被視為精神病,純粹考慮醫學觀點的司法鑒定在刑事司法上的參考意義就要大打折扣。

為此,1989年五部門聯合頒發《精神病鑒定暫行規定》,要求司法鑒定人員不僅要對醫學上的精神疾病進行診斷,還要對被告的辨認、鑒定能力做出法律上的評判。

法律人一向認為“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對于不屬于自己專業的司法鑒定一般會拒絕發表明確的結論性意見;同樣地,司法鑒定人員是法醫,偏向于醫學專業,要求他們對專業之外的問題給出答案,也有點強人所難的意思。

有人會質疑了,既然精神病鑒定并非完全科學,法官為何不能積極能動一點,對鑒定意見作出取舍呢?這背后的核心問題其實是司法裁判權的范圍,法官是否應當以及是否有能力對精神病專家的意見做評判。

如果答案肯定,就意味著法官對于犯罪者犯罪時的客觀精神狀態進行裁量,對事實作出裁量可能還不如法醫的結論客觀,從而對精神病人權利的保護不夠周全。

而如果答案否定,則意味著刑事責任能力的裁決權完全落入司法鑒定人員手中,以鑒定代替審判,導致審判權在某種程度上被架空。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推翻精神病鑒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專家指出司法鑒定采信率高達90%。在國際上,這種現象也不是特例,尤其體現在英美法系國家,對司法鑒定意見仍是非常依賴。

值得一提的是,曾經轟動一時的“宮崎勤系列殺人案”,法官最終未采信精神病鑒定意見,判處宮崎勤死刑。

1988年8月至1989年6月,宮崎勤在東京和崎玉縣連續綁架殺害了4名4-7歲的幼女,并作出吸食她們血液及吞食其中一人骨灰的變態舉止。1989年7月,宮崎勤因企圖強奸被捕。1990年3月,東京法院對宮崎勤殺人案進行第一次審理。

基于庭審中宮崎勤承認其有吃掉被害少女手掌的駭人聽聞的行為。因此,辯護律師請求法院委托精神病鑒定專家對其進行精神病鑒定。三名精神病鑒定專家在長達三年的對宮崎勤精神心理考察及評估中,共出具了三份鑒定報告,一份認為其有嚴重的人格障礙,另外兩份認為其精神不健全。

然而,法官并未依據該精神病鑒定意見作出判決,而認為被告人詐病,并不具備精神病的構成要件,從而獨立裁量判處宮崎勤死刑。在該案件中,法官獨立地作出了被告人有罪的判決。2008年6月17日,宮崎勤在東京監獄被執行死刑。[5]

如果精神病鑒定結論如此重要,而受害者家屬無法對其提出有效質疑,連法官也難以充分行使審查權,必然導致力量對比失衡,產生嚴重問題。

如何既保護精神病人的合法權益,又保障群眾安全、社會穩定呢?不止我們在考慮這個問題,大洋彼岸的美國也被這個問題逼瘋過。

1981年3月30日,美國華盛頓發生一起震驚世界的案件。26歲的白人約翰·欣克利用一把22口徑手槍向美國第40任總統里根連開6槍,當時里根正在希爾頓酒店演講。[6]

子彈擊中了白宮新聞秘書、警察、密保局保鏢,均未直接命中里根總統。然而,最后一發子彈打在車身,經過反彈射中里根,結果擊斷了他的第七根肋骨,鉆到了肺葉附近,離心臟只有三英寸。

這起案件全程有現場錄像,事實毫無爭議。但辯方的三位精神病學家作證稱欣克利存在精神問題。其中領銜的精神病學家威廉·卡朋特說,欣克利具備精神分裂癥的四個主要特征:沒有普通情感激發的能力;具有逃避現實的自閉癥;具有包括“自殺特征”在內的抑郁癥;不能正常工作或建立社會聯系。

而控方的領銜專家帕克·狄茲與之針鋒相對,認為欣克利患有多種人格障礙,但絕非精神病。本質上,欣克利是個無聊的、被寵壞的、懶惰的,頤指氣使的富二代。“這并不代表他認識不到行為的非法性,也不代表他不能合法行事。”

陪審團三天后作出裁定,包括非法購買、擁有、使用武器和謀殺總統等13條罪行,都因精神病而判無罪。

這份判決不僅讓里根家屬覺得難以接受,也讓美國民眾震怒。根據美國ABC新聞公司在1982年6月的民意調查,83%的人認為“正義沒有得到伸張”。

這起案件直接促使美國出臺《1984年精神病辯護改革法案》(The Insanity Defense Reform Act of1984)。這部法案嚴格控制了精神病辯護的要求,顯著修改了先前在聯邦法院適用的精神錯亂標準,將舉證責任置于被告人身上,要求被告人及辯護人以明確、有說服力的證據進行辯護。

此外,《1984年精神病辯護改革法案》與修改后《聯邦證據規則》第704條(b)款一起對專家證言的范圍作出限制:在刑事案件中, 關于被告人精神狀態或者境況的專家證言不能對該被告人是否屬于被指控的犯罪成立要素或相關辯護要素的精神狀態或者境況表態,此類爭議由事實裁判者獨立決定。[7]

這樣一來,就讓專家證言在其專業范圍內充分發表,而不至于越俎代庖地“爭奪”審判權。將審判權交還法官的同時,也賦予了對方選擇專家輔助人進行抗辯的可能性,讓司法公正更加彰顯。

有時候,最可怕的反而是那些沒有良好監管條件的真正的精神病人。對他們宣告無罪非同一般,如若宣判后監管不當,會造成更嚴重、更持續的恐慌。

讓假的精神病患者難以逃脫懲罰,讓真的精神病患者也管理得當,制度能解決的事情就不要留給裁量,把法律問題化為技術問題,才能減輕人民群眾的心理負擔。但這個目標山遙路遠,光有一部刑法典,還遠遠不夠。

  • 2012年,我國刑法修正案(八)首次確定精神病人的強制治療程序。

  • 2013年5月1日,《精神衛生法》正式施行。

  • 2015年6月4日,國家制定《全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2015—2020年)》,規劃特別強調了精神病人的登記造冊。

  • 2016年,最高檢發布《人民檢察院強制醫療執行檢察辦法(試行)》;同年,公安部發布《強制醫療所條例》(送審稿)。

  • 2018年2月1日,最高檢又印發了《人民檢察院強制醫療決定程序監督工作規定》。

比起幾年前,我國關于精神病人強制治療的規定已是完善得多。但在現實中,仍然存在不勝枚舉的隱患和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精神病人宣告無罪之后也無力賠償,能否由民政部門補助;強制醫療所覆蓋面不足,全國僅20多家,還有一些省份根本沒有;移送強制醫療程序不細,派出所出警后不容易銜接,往往延誤時機;強制醫療的救治經費缺乏保障,人員專業性積極性不高……

更完備的強制醫療制度、更細致可操作的法律規定、更良好的收容治療條件……人民群眾望眼欲穿。這些待填補的圍城,不再是跟自己毫無關系的“上層建筑”,它們嚴重威脅到社區安全,成為人們的一塊心病。

不允許任何精神病患者因監管不力而傷人,百姓需要這個承諾。

參考文獻:

[1]陳興良:《本體刑法學》,2001年8月第1版,p58-61.

[2]郭笑、楊波:《刑事責任能力評定的神經法學觀點》,Evidence Science Vol.24 No.1 2016,p112.

[3]宋遠升:《精神病辯護 :歷史、社會與現實》(Evidence Science Vol.22 No.5 2014).

[4]郝偉:《精神病學(第七版)》.

[5]高寒:《日本:一惡魔殘害幼女被判極刑》,《法制日報》1997年4月15日,第1版.

[6]李秀卿(編譯):《刺殺里根總統30年后……》,http://news.163.com/11/1012/01/7G4JAJCA00014AED.html#from=relevant.

[7]王迎龍:《美國精神病辯護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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